2004年之前，侯貫中在美國一家企業做高管，深諳文化與產品結合重要性的他，曾在一年內做到了別人三年才能做到的業績。然而，即使掙再多的錢，侯貫中心裡仍覺得缺了些什麼。“以前我主要負責聯絡台灣和大陸的企業給美國產品做代工，但產品做得再好，在消費者眼中，都跟台灣無關，與大陸無關。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的傳統文化底蘊深厚，製作工藝水平也不錯，為什麼只能給別人代工，做一個報不出名號的人呢？”於是，侯貫中辭掉了美企高管的工作，期待著在文創產業領域有一番作為。

辭掉工作的侯貫中並沒有立即投入另一份工作，因緣際會，他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在美企工作時，我就一直研究文化跟土壤的關係、跟歷史的關係，知道文化怎樣跟產品結合才有歸屬感。而西安，恰是這樣一方歷史文化非常厚重的土地，我想我在這裡會有不一樣的收穫。”侯貫中笑說，別人五十歲的年紀都在忙著掙錢，他卻傻乎乎地回到了校園，但每一次走訪陝西的文物遺址、博物館，每一次閱讀關於中華文化的書籍，他都被深深折服。“記得有一次去章懷太子墓參觀，裡面的壁畫內容讓我非常感動。盛唐時期，萬國來朝，我們的壁畫裡面把每一個外國使臣都畫得生動形象，充分展現了大國的氣度和自信。”

除了來自文化方面的熏陶，侯貫中亦被西安交大教授們的家國情懷深深感動。“我的導師是西遷教授，他已經快九十歲了，當年從上海交大來到西安時，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格外艱苦。但為了國家的發展，他從未計較，將一輩子都奉獻給了西部的教育事業。”侯貫中說，一直以來，導師就是榜樣，激勵著自己不斷前行。

博士畢業之後，侯貫中曾在香港一家公司短暫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與台企法藍瓷的總裁陳立恆在廈門相遇，二人相談甚歡。交往過程中，他了解到這個台灣知名文創品牌是如何腳踏實地把中華文化元素用在作品上，並征服世界眼光。當陳立恆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

“本著'從中國回到中國'的瓷器精神，我們的瓷器應該回歸到我們自己民眾的生活和文化中。”侯貫中說，2005年，該公司開始專注創作以中華傳統文化符號為主題的作品，並在台灣和大陸同時設立直營零售店。同年，該公司斥資數億人民幣在“瓷都”景德鎮興建法藍瓷生產基地。

由於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侯貫中被安排在大陸進行文化推廣，並先後參加了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和上海世博會。“記得上海世博會時我們推出了一個瓷器作品，非常受日本韓國的喜愛，因此我們特別邀請日本館、台灣館和陝西館一起做了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在侯貫中看來，這種文化交流活動讓他不亦樂乎。

而後，侯貫中又輾轉到河北拓展工作。“河北的中山國文化我非常喜歡，因此也特別樂意去那里工作。”侯貫中說，多年來，他潛心鑽研其中，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促進了河北磁州窯與法藍瓷的合作。閒暇時間，他還走進河北高校舉辦講座，與大學生們交流如何做好文化創意產業。“文創產業要言有所本，這個本其實就是我們的文化。”侯貫中說。

“我們的很多元素都是從國畫裡提煉出來的。花類如牡丹，寓意富貴；鳥類則喜鵲用得最多，寓意吉祥；蟲類如蟈蟈，代表多子多福；獸類如馬，萬馬奔騰象徵國力的強盛……”講中國故事是一種享受，侯貫中說，如今自己最開心的事，就是跟客戶一起分享作品的文化含義。

雖然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得空，侯貫中便喜歡靜靜鑽研中國古代文化的書，走訪博物館。在他看來，從事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的積累不可或缺。1954年出生於台灣高雄的侯貫中在眷村長大，“雖然從小在台灣，但骨子裡的我跟大陸有天然的親近感，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兩岸的文化同根同源。”

採訪時，隨手翻開一本書，侯貫中便侃侃而談。“比如吳道子的《八十一神仙圖》，細細看來，畫中的線條都是一筆拉下來的，而且每雙眼睛的狀態都不一樣，這就是古人的工匠精神。再看看《搗練圖》和《虢國夫人春遊圖》，畫中的紅色格外醒目，這讓我們明白為什麼西安有很多紅色裝飾卻一點也不違和，這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和風格。”

在侯貫中看來，兩岸對美學的認知亦是沒有隔閡的，文創產業合作空間非常廣闊。“我們在總部的設計師都是台灣人，和大陸設計師一樣，他們也喜歡用紅色。而且我們在大陸的區經理也都是台灣人，跟本地的主管及督導相處都非常融洽。”

每次回到台灣，侯貫中還喜歡跟台灣文創界人士交流，到高校跟學生們分享如何做好文創產業。“大家最關心的是怎麼賺錢，但我每次都告訴大家，首先要以做中國人為榮，如果連老祖宗的東西都不了解，不認可，那一定做不好文創產業。”侯貫中說，文創產業一定是一個有根的產業，而這個根就是文化。

他亦鼓勵台灣的文創企業到大陸發展，“台灣的文創產業起步較早，手藝人很多，但很多人都抱著'小確幸'的心態，認為在台灣的市場就足夠自己過得舒坦，我覺得台灣人還是應該有更大一點的胸襟。”